文刘江索
虽然两个星球因为“地震”这条线索才产生了联系，但在地震之外，另一个星球自身的面目也清晰、完整起来。
年7月31日，《两个星球》在西宁FIRT青年电影展公映。图为《两个星球》海报/受访者供图
都江堰的江水在水草和雾气的夹击间奔流，既像逃亡，又像追逐。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缓缓传来，像一句沉重的咒语：“你的生命来之不易，是你姐姐用命换来的，你要珍惜。”
这是纪录片《两个星球》的开场。镜头切换，一个游泳的男孩出现。凫水的声音和水咕噜噜涌动的声音响起，悠闲而宁静。但水波下逐渐浮起男孩姐姐的照片，骤然间，地震的声响势不可挡地穿透进来，前一秒的风平浪静被熟悉而遥远的“天崩地裂”打破了。
发生在年5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已经过去13年，对于纪录片主人公祝俊生和妻子叶红梅而言，这种“天崩地裂”的声响却一直在耳边盘旋。那一年，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祝星雨。
《两个星球》的导演范俭是在年接触到祝俊生夫妇的。地震过后，范俭得知许多家庭正在经历心理创伤，循此找到了在都江堰做心理援助的民间团队。该团队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。范俭发现，这些母亲正在虔诚地准备做同样一件事——生小孩，而且数量庞大，“当地有大几百个家庭都在做这件事”。
这是纪录片《两个星球》的开场。镜头切换，一个游泳的男孩出现。/纪录片《两个星球》
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，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近个，这意味着，许多夫妇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。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78天，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，为灾区群众提供再生育免费技术服务；同时，开通针对再生育家庭的“绿色通道”。范俭在都江堰看到的这群母亲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备孕的。
但是，这些家庭“选择生孩子的动机很复杂”，范俭告诉记者，“不只为生育，而是期盼生命的回归，这不是一般的生育行为”。
范俭将镜头对准三个家庭，做出了反映震后失独家庭的纪录片《活着》，祝家就是其中一个。这些家庭，范俭一跟就是十几年。
新生命治愈了他们，却没能彻底治愈
地震是一场集体记忆，也是一种集体伤痛，失去孩子的父母，总能碰上另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。
在医院里，祝家夫妇碰到了另一个和他们经历相似的家庭。地震来临时，游家的女儿正上初三，比起喜欢说教的妈妈，她和爸爸更亲密。女儿班里有四个叫雨的女娃——“王雨、王小雨、何雨，我们家的游雨”，那一年，班里四个“雨”全没了。那些连同女儿一起消失的孩子的姓名，夫妻俩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大女儿去世后，他们将因超生躲避罚款而寄养在亲戚家的小女儿游小冉接回家。在医院拍摄祝家的素材时，范俭偶然和游哥、高姐结识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游家后来成为他拍摄《两个星球》时得以喘息的温情空间。
地震是一场集体记忆，也是一种集体伤痛，失去孩子的父母，总能碰上另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。/纪录片《两个星球》
年，备孕屡屡失败的叶红梅自然怀孕，生下一个男孩。守着婴儿床，祝俊生的表情说不上开怀，在《两个星球》里，他眉头皱起，双唇紧抿。医院的墙上，他呷了支烟，忧愁地想着，“我们70岁他才23岁”。新到来的男孩川川，似乎没给祝俊生带来生命的喜悦——要是生的是个女儿，就意味着祝星雨回来了。
拍摄《两个星球》时，已经是年。范俭拜访了迎来新生命的祝俊生一家。但祝家内部尤其是父子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让他吃惊——川川的到来治愈了他们，但又没像预期的那样彻底治愈他们。
叶姐会习惯性地拿出相册，给儿子指认大姐姐的成长痕迹：“这是你姐姐的学校。”“说了这是你姐姐，怎么又认成了你自己？”但男孩川川对陌生的姐姐和不曾拥有的记忆显得疲倦，他更愿意从无数张相片里寻找自己，手指在相册间兴奋地划过：“我！”“我！”“我！”
祝俊生晚上回家后，叶姐要他带儿子去欢乐谷玩，一开始他拿门票贵、划不来做掩护，说着说着，那个名字终于又跑了出来：“祝星雨也没陪就长大了！有啥陪的必要？”“就是因为那个没陪，所以这个才要陪。”叶姐欲言又止。川川一句话都没说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电视里的奥特曼和怪兽，表情似乎没有起伏。
地震给亲历者带来的是不可磨灭的伤痛，那种刻在身体里的记忆，已经融汇在他们的血液中。/图·pexels
类似的情景在《两个星球》里随处可见。川川坐在沙发上看书，祝父会冷不丁来上一句“你好悠闲嘛”；要是川川咳嗽几声，“咳啥子”的诘问就会紧随其后；擦鼻涕的时候，祝父又嫌川川扯的卫生纸多，斥责“至少浪费了三四元钱”。夜里躺在床上，川川一直吸溜着鼻子，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因为太压抑，范俭经常拍着拍着就跑到游家，“那里温暖”。
在祝家，大女儿的照片被大方地摆放在客厅，任谁进来都能一眼看到。这个家里，“姐姐”是能提的，可以名正言顺地与新生命一起出现。在游家，高姐的婆婆却把游雨的照片都收起来。地震那天，游雨原本不想去上补习课，奶奶催着她去。自此，这个老人的脑海里一直储存着一场随时倾泻的大雨，“就地震那天下过这么大雨，从下午开始，整夜到天亮”。
两个家庭拥有截然相反的态度：一个把旧的记忆牢牢拴在家里，成为一种家庭守则；另一个则把旧的记忆剔除，迎接新的生活。
一个把旧的记忆牢牢拴在家里，成为一种家庭守则；另一个则把旧的记忆剔除，迎接新的生活。/图·pexels
两个星球的人们
地震和逝者的记忆似乎无孔不入。但新生命和那些记忆的关系，更多的是难以理解。拍摄时，范俭眼看着大人们把一大堆孩子没法理解的事情硬塞过去，“从表情看，他们非常茫然，这是大人们讲述前尘往事时最多的反应”。
去都江堰地震遇难学生纪念园扫墓时，墓地里是风车、浓烟、鲜花和哭着抱成一团的遇难者家属，川川站在其间，有点茫然。墓地间跑着和他一样年纪的孩子们，他们身上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——一个震后的故事，一个关于“不理解”的故事。范俭那天扛着机器跟他们去了墓地，他看见川川游离在现场之外，“他不属于那儿，或者，他被动地属于那儿”。
“所以他们是两个星球。”范俭说。
在《两个星球》里，父母那一方的星球更容易理解，他们痛苦的来源和想法非常清晰，但是孩子这一方的表现相对模糊。这也是让范俭觉得难以拍摄的地方。一开始，范俭跟孩子们做常规采访：“你会梦到姐姐吗？”“你爸爸昨天对你那样，你难不难过？”……“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讨厌，是一种侵犯。我觉得这些都是记者问的问题，但我不该问，我应该用观察自然地呈现它。”预料之中的，这些问题得到的总是沉默的回应，尤其是8岁的川川，“他就不想回答，不愿意去谈这个”。
他们来自两个星球。/图·pexels
范俭后来想明白了。“问这些问题说明我自己没拍到或者拍得不好，才会想用问答的方式去解决问题，这对我和纪录片来说不是一件好事。能不能靠你的技能去捕捉这些东西，而不是采用直接提问的方式去建构？直接建构的就是真实的吗？很多孩子回答问题都会扯谎，闪烁其词的孩子也非常多，因为提问的时候，他们知道父母就在不远的地方听着。”他问过一个8岁的女孩会不会想念姐姐，她犹豫了，“我不会想念姐姐，但是我会想起姐姐”。范俭至今觉得，这是个相当聪明的回答。
拍摄时，范俭想了一些办法，让观众有机会看到孩子们对地震之外的一些事情的反应和表达，努力向他们的星球走近一点。范俭将一部闲置的手机交给游小冉，她后来用这部手机拍摄了一大堆浪漫的东西。屋顶的野猫、月食、草丛、天空，范俭将她拍摄到的零散照片和视频剪进了片子的后半程，用那些她捕捉到的、感兴趣的视角补充了她沉默过的无数个瞬间。“她拍到的是很美也很浪漫的一个世界，拍的时候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干涉，这是她内心世界的一部分。”范俭的方法奏效了，虽然两个星球因为“地震”这条线索才产生了联系，但在地震之外，另一个星球自身的面目也清晰、完整起来。
她拍到的是很美也很浪漫的一个世界，拍的时候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干涉，这是她内心世界的一部分。/图·pexels
“时间不逝，圆圈不圆”
从《活着》《十年：吾儿勿忘》到《两个星球》，跟着一个群体拍了十多年，范俭和搭档的创作理念也发生了变化。他们不再想用故事去概括生活，也不想局限在具体的家庭关系之上。“这对生活是不够尊重的。生活本身不是那样的，我们非要把生活给拧巴成那个故事的样子，这是我们不喜欢的。你很难说片子里的父子、母女关系到底是好还是坏，更多的是一种不确定，我们想让观众感受这种不确定。”范俭提到，比起在镜头前苛刻无遗但没打过孩子的祝父，叶姐才是让川川更怕的那个，脾气上来，妈妈是更凶悍的那个人。
在《两个星球》的后一个小时，范俭不再赘述祝家和游家以地震为锚点衍生的具体细节，呈现了琐碎的、散文式的内容，范俭将其称为“还原生活本身的质感”。比如祝父在阳台上眺望，外面是连续不断的雨，都江堰的江流织成了祝星雨的影像。这似乎超出了纪录片的范畴，意在艺术性地建构互文。
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78天，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，纪录片中的小男孩川川就是在这项行动后诞生的新生命中的一个。/被采访者供图
在片子后20分钟，团队用了超现实的创作手法。他们安排了一大段黑白画面，让去世的游家爷爷突然出现在当下的家庭场景里，将生死异境的两拨人黏合进同一个画面，两种日常看似平行又重合，只是爷爷那部分的画面是彩色的，活着的人是黑白的。
“我们努力让观众进入一个叫‘逝者’的视角。逝者视角在家庭里是普遍存在的，我们想建立一种逝者的存在感。透过那样一个场景，你会感觉逝去的爷爷好像在用他的逝者视角注视着这一家人吃火锅。”游家吃火锅这个镜头，是团队站在游家人背后拍的，他们用了一个很长的镜头，想让观众建立一种注视感，也让观众去思考这种注视到底来自谁。
在《两个星球》里，范俭和同事不想停留在